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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维迎:只有发展才有和谐
来源:素材纺织   时间:2016-07-21   浏览数:1208

我最近提出要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。理性思考,我理解有四点含义:

第一,必须要超脱自身职位、利益,要换位思考,不能是穷人就只从穷人角度考虑问题,是富人就只从富人角度考虑问题。做到这一点很难,但应该尽量做到,至少学者应该尽量做到;

第二,必须在可行集合里考虑选择,不能只想得到理想但不可行的东西;

第三,讨论时必须讲逻辑与事实,现在很多判断是基于直观感觉,没有分析,这是很容易产生误导的;

第四,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“向前看”,不能向后看,世界成功的经验都是这样的,我们目的是为了将来活得更好,而不是求得心理平衡。

建立和谐社会是人类从古到今所追求的目标,问题是,我们要什么样的和谐社会?现在大家谈起和谐社会,收入分配是很重要的方面。但是现在网上讨论中不少人所谓的“和谐社会”实际上是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,我认为我们应该建立的是基于发展基础上的和谐社会,就是邓小平讲的“发展是硬道理”,只有发展才有和谐,没有发展就没有和谐。

我最近做了一些研究,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资料分析表明,26年当中,平均而言,经济增长相对快的那些地区,人均收入相对高的那些地区,恰恰是基尼系数相对低的地区,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。特别是,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.5亿(占总人口的25%)减到现在2600万(占总人口的2%),没有发展是不可能的,特别是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的研究发现,从1980年到1998年,全世界范围来看,收入分配的差异是降低了,而这个降低相当一部分的贡献是来自中国人的收入水平的提高。这说明发展是硬道理,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。所以,我们要以发展为核心的和谐社会。

许多人把国有企业当做实现收入分配政策的手段,但我发现,城市就业人口当中国有企业占的比例越高的地方,平均而言,基尼系数也越高。以此来看,靠过去的国有企业是解决不了收入分配问题的,更不能解决贫困问题。

靠财政解决分配问题,需要更有效手段,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国家财政比例增加了,收入差距就一定能减少。事实上,我发现,财政转移支出目前来讲并没有用于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,平均而言,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越高的地区,基尼系数也越高。

全国范围的收入差距的上升与地区差距密切相关。国外有学者算过,中国全国基尼系数上升里面有30%-50%的因素是地区差距造成的,就是由于各地的发展水平不一样。进一步看,分省的基尼系数大都在0.4以下,甚至在0.35以下,都比较低,而一到全国就超过了0.4。这说明很大问题,即使每个地方是绝对平均主义,如果一些地方收入比另外一些地区高得多,一加总,基尼系数就很高,这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一个现象。如果是这样,我们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重点应该是缩小地区差距。但中国地区之间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异?除了历史的原因(包括计划经济),主要是体制改革速度的差异,企业家精神的差异,还有国有企业比例的差异。那些越是落后的地方,正是体制改革越慢,企业家精神越缺乏,或者是企业家创业环境越不好,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越大这样一些地方。所以,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,要解决地区差距问题,只能是这些地方创造更好的自由商业环境才可以。

我想强调一下,我们现在看中国的问题必须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看。简单地来说,中华民族本身在全球的竞争力,这是我们考虑问题的一个前提,我们现在不能关起门来讨论中国的问题。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?如果我们的任何一个政策,比如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,如果损害到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,实际上就损害到中华民族的竞争力,损害到国家在未来的竞争力,最后的受害者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,因为他们的就业机会会减少。我们有一部分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全球化带来的。我们看一下,在中国,高级白领的工资年薪达到一百万,甚至更高的,而一个普通的制造业工人一年的工资还不到一万,前者是后者的一百倍,而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,很少有这种情况。这也是因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形成这么大的差距?因为越是高技能的劳动力跨过流动性越强,它是一个全球市场,他要拿到全球水平的工资;而越是低技能的劳动力,越是地方性的,流动性越小,只能拿地方工资。中国高技能工人、高素质工人的工资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,甚至更高,但是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美国的四十分之一,这个差距是必然的。那我们怎么办?如果我们用税收的办法把高技能的人的收入压下来,人家跑了,不待在这里,因为可以移民,有很多办法,中国还是搞不好。如果我们用法律的办法,要求把最低工资提到非常高,不是一年一万,而是十万,二十万,中国企业就垮了,外资企业也跑到其他国家了去。民企老板可以移民,高技术人才可以移民,但中国的农民很难移民,最后对谁的损害最大?低技能劳动者。所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角度看问题。

昨天我和韩国一位教授讨论中国问题,他说韩国人也是这样经过三四十年,韩国人为了国家的生存发展,很多时候有困难要忍着点。他的意思是说,如果过早地介入这些内部问题争论,中国过不了这个槛,你们可能就完蛋了。韩国是经过了40年,现在才能回过头来解决这些问题。对收入分配和其他社会问题的考虑,如果可以关起门来搞封闭经济,平均主义也行,只要绝大多数人高兴就行。但现在我们连均贫富都不可能,因为有国际竞争。英国就是这样的,为什么当年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没办法走下去?如果没有日本人竞争的话,英国人懒懒散散也可以生活得很好,但由于有了日本的竞争,没有办法了,撒切尔必须改革。撒切尔的改革使英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了,但英国人的工作机会更多了,绝对收入水平都上升了。所以,我们要把问题提到一个高度来理解中国改革。我们往哪个方向走,关系到我们民族和国家未来的发展,而不是简单的张山与李四之间谁多谁少的问题。

现在讨论改革问题,时常让人觉得不知说什么好,这和领导力有很大的关系。我曾在两个公司担任过独立董事,这两个公司最大的区别在于,一个公司的领导力很强,你始终知道掌管大权的人想往哪走,你就会拼命地提意见,他最后会权衡你的意见能不能采纳;另一个公司不是这样,缺少知道组织该往什么地方走的一个人,所以你提意见就得特别谨慎,因为可能提的意见越多,他越没有信心,公司越麻烦。之所以打这个比方,我觉得改革领导力很重要。我们讨论这么多,我们知道人家向往哪走吗?不知道。如果知道大体往哪走,我们就可以讨论这样做会出什么问题,那样做会出什么问题。否则的话,我们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自己,应该怎么讨论这个问题。

现在讨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,包括医疗、教育暴露的问题,尽管一方面使政府难堪,另外一方面其实一些政府部门很高兴,因为是他们抓权的一个很好的机会。把问题归结为“市场化”导致的,正中一些政府部门的下怀。原来我们看一点曙光,现在又用一块布遮起来了,这是比较危险的事。

另外,我附和李罗力上午讲的意见。几年前我就讲过,80年代的改革有一个很大的特点,就是存在一个体改委。因为体改委在计划经济下没有独立利益,所以拼命要改革,成为一个和其它部门抗衡的力量。其它部门提出来的改革方案,体改委都可以专门有一套人马在研究,领导人召集开会的时候,总要说出点道道来。现在体改委没了以后,就是每个部门攫取自己权利的问题了。所以,现在要有一个总体改革思路就很难了,像迟福林刚才批评的“分解下去”那样,因为没人管事啊,还不如人家自己去做。所以,这是很危险的。我也主张,如果真是要有一个改革的领导力,就应该有一个很强的班子专门在规划。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,就把改革的机构撤掉了,问题当然会很多。而且最后人家骂,回过头来责怪的还是你,看你当时搞成什么样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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